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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品牌或品類的視角

在關注負面曝光事件對品牌組合內關聯品牌的溢出效應之外，有越來越多的文獻著眼于考察對曝光品牌的競爭品牌和所在品類的負溢出效應。負面曝光事件的影響不僅停留在品牌組合內部，還可能牽連與該品牌有相似性的競爭品牌或競爭品類，嚴重的甚至會蔓延到整個行業。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中國乳業品牌遭到重創，肯德基“蘇丹紅”事件牽連快餐行業其他品牌等。因此，鑒于這類溢出效應帶來的嚴重后果，明晰其影響因素和波及范圍也是學術界重點關注的研究領域。已有的競爭品牌或競爭品類視角下的影響因素研究大多處于品牌、曝光事件和消費者三個層面。

1.曝光品牌與競爭品牌的相似性

曝光品牌與競爭品牌的相似性是品牌層面的影響因素。國外學者Roehm和Tybout（2006）根據溢出效應的產生機理———可接近性和可診斷性，分析了曝光品牌如何對競爭品牌（產品）產生溢出效應。他們發現，如果曝光品牌是所在品類里的典型代表或領導品牌，且曝光屬性與品類聯系很強時，那么這一信息就對該類別的競爭品牌有較強的可接近性和可診斷性，溢出效應就更容易產生；相反，若是曝光品牌并非品類中的代表品牌，且曝光屬性與產品類別聯系較弱時，這些負面信息便不具有可診斷性，溢出效應也不容易被激活。此外，他們還提出影響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是競爭對手與曝光品牌在問題屬性上的相似性。當兩者的問題屬性相似時，負面信息對競爭品牌具有更強的可診斷性，溢出效應更容易被激活；而如果兩個品牌之間存在差異，則可以減少溢出效應發生第3章品牌危機的溢出效應研究47的可能。無獨有偶，這一結論同樣被Dahlèn和Lange（2006）證實，他們發現溢出效應如何影響競爭品牌由危機品牌和競爭品牌的相似性決定。具體來說，當危機品牌和競爭品牌在產品屬性、功能、形象定位等方面相似時，兩者之間聯想重疊（associativeoverlap）的程度較高，消費者產生同化效應，負面影響會溢出到競爭品牌；而兩個品牌不相似時，兩者之間聯想重疊的程度較低，消費者產生對比效應，危機事件甚至會對競爭品牌產生積極的影響。國內學者方正、楊洋、李蔚和蔡靜（2013）同樣發現，競爭品牌對品類的代表性越強，在產品屬性方面與曝光品牌的相似性越高，溢出效應就越容易發生，但如果啟動消費者去思考品牌間的差異性，那么溢出效應將會減弱。此外，Janakiraman，Sismeiro和Dutta（2009）以及Mackalski和Belisle（2015）通過真實的數據構建模型進一步驗證了產品相似性對溢出效應的影響。

2.品牌聲譽

關于品牌層面因素的研究發現，品牌聲譽作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同樣可以影響消費者對品牌負面事件的不確定性感知。有文獻證明，品牌聲譽可以緩沖負面事件給曝光品牌帶來的傷害，如具有良好聲譽的品牌在經歷負面事件后更容易恢復（SiomkosShrivastava，1993），負面事件對高聲譽的品牌的感知傷害更小（SiomkosKurzbard，1994）等。在對競爭品牌的溢出效應研究中同樣有學者得出類似的結論。Siomkos等（2010）發現了高聲譽的品牌發生曝光事件會向競爭對手負面溢出，而低聲譽的品牌發生曝光事件反而可能會對競爭對手有利。Zhao，Zhao和Helsen（2011）同樣提出品牌聲譽在負面事件中發揮緩沖器的重要作用。相比于低聲譽的競爭品牌，高聲譽的競爭品牌能更好地承受負面溢出效應的傷害，而某些競爭品牌甚至能夠從負面事件中獲益。

學者Borah和Tellis（2016）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們把汽車行業的召回事件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模型的方法討論在子品牌下的不同產品品牌之間的溢出效應。他們提出：發生危機的品牌與競爭產品品牌之間的溢出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占主導地位品牌的負面危機對非主導品牌的溢出效應較強，而非主導品牌的負面危機對主導品牌的溢出效應較弱。國內學者王軍，青平和李慧超（2015）在研究中也發現了類似的非對稱效應，他們通過可接近性—可診斷性模型提出，在產品傷害危機背景下，強勢品牌與同類品牌聯系緊密，其負面信息更具有可接近性，且強勢品牌在品類中更具代表性，對弱勢品牌的診斷性也更大。而弱勢品牌的負面信息對強勢品牌的診斷性相對不足。因此，強勢品牌對弱勢競爭品牌的溢出效應大于弱勢品牌對強勢競爭品牌的溢出效應，即兩者的負面溢出存在非對稱效應。

3.品牌負面事件的信息屬性

作為事件層面的因素，研究發現負面事件的信息屬性同樣會影響對競爭品牌的溢出效應。國外學者Pullig，Netemeyer和Biswas（2006）將品牌負面事件信息分為與性能相關（performance-related）和與價值觀相關（value-related）兩種。與性能相關事件指品牌的產品性能或服務質量出現問題，影響品牌的功能性價值；而與價值觀相關事件指品牌的倫理道德或社會責任的缺失。這種分類方法與Votolato和Unnava（2006）的分類標準類似。國內學者莊愛玲和余偉萍（2011）借鑒這兩種分類方法，將品牌負面事件的信息分為產品性能型、公司道德型和道德性能復合型三類，其中增加的道德性能復合型負面事件是指由于道德缺失導致產品性能發生問題的事件（如三聚氰胺事件、雙匯瘦肉精事件）。他們通過引入消費者的認知需求（即個體愿意進行思考的趨向，其實質是個體認知動機的差異），討論了三類事件對競爭品牌的溢出效應。研究認為，對于低認知需求者，道德性能復合型比道德型負面事件更容易向其品類和競爭品牌溢出，而對于高認知需求者沒有顯著差異；面對道德性能復合型負面事件，低認知需求者對品類和競爭品牌的評價更負面，而面對公司道德型負面事件，不同認知需求的消費者無顯著差異。在此研究之后，余偉萍和莊愛玲（2013）又進一步發現相比產品性能型負面事件，道德性能復合型負面事件的溢出范圍最廣，對競爭品牌的影響更大；并且道德型和道德性能復合型負面事件會向行業內溢出，傷害消費者對競爭品牌的評價，而產品性能型負面事件的影響具有兩面性，有時可能會對競爭品牌有利。

4.消費者的個人特質

品牌負面事件的溢出效應是否發生，除了事件和品牌本身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個決定性因素來自消費者。消費者作為評價的主體，消費者層面的特質會較大程度地影響對品牌負面事件的態度，以及對競爭品牌的評價和對產品的購買意愿。Lee，Youn和Nayakankuppam（2011）的研究從消費者不同思維模式的角度出發，發現消費者的思維模式是競爭品牌視角下的消費者層面的影響因素。他們把品牌負面信息分為涉及社會價值觀等環境因素的外生型丑聞和涉及產品性能和質量的內生型丑聞，其分類標準與Pullig，Netemeyer和Biswas（2006）的基本類似。由于分析式思維的消費者較少關注情境化信息和事物之間的聯系，在處理信息時更關注事件本身，因此更容易受內生型丑聞影響而產生溢出效應，降低對競爭品牌的評價；而整體式思維的消費者更在意外生型丑聞的情境化因素而產生溢出效應，降低對競爭品牌的評價。此外，國內的研究者田陽、黃韞慧、王海忠和何瀏（2013）同樣討論了消費者的不同思維模式如何影響品牌危機的負面效應。在跨文化背景下，東方（或相依自我建構）消費者比西方（或獨立自我建構）消費者有更大的負面溢出效應。這是由于相依自我建構的消費者傾向于采用整體式思維關注事件之間的聯系和情境因素，更容易向競爭品牌產生溢出效應；而獨立自我建構的消費者傾向于采用分析式思維關注事件本身，便不會向競爭品牌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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