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雄偉:亞太總裁協會全球執行主席兼中國會長，亞太總裁與省市長國際合作大會執行主席，全球外包大會執行主席，兼任美國共和黨高級顧問、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國際財務管理協會駐華首席代表。

從制造業中心到研發中心

鄭雄偉認為全球服務業的大轉移是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第二個重要階段。目前，全球跨國企業有80% - 90%還有進行服務業轉移的需要。中國抓住了全球第一次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現在中國要抓住全球第二次產業轉移的機遇，成為全球辦公中心、服務中心、研發中心。

四川航空雜志：現在許多的經濟學家、跨國企業、媒體都在談論全球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全球服務業的轉移，請問您對這個趨勢有什么具體的看法。

鄭雄偉：全球產業轉移，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經歷了兩個重要階段。第一次是全球生產制造業的大轉移，第二次是全球服務業的大轉移。目前，服務產業大轉移備受關注。服務產業轉移，得益于電子計算機、網絡技術、海底電線電纜、數字辦公等重要的技術革命，在此前提下，服務業的轉移成為可能。而國別間勞動力成本及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的重大差異，又使服務產業轉移非常迫切而有利。目前，全球跨國企業有80% - 90%還有進行服務業轉移的需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服務貿易蓬勃發展，其增長速度已經開始超過貨物貿易的比重，服務業也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要領域。

跨國公司是服務業產業轉移的引領者，主要采用對外直接投資和離案外包等形式將服務業轉移至國外。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從2003至2005年，全球服務業吸收跨國投資額為4355億美元，占全部跨國投資的58%。其中，金融業比重最高，占20%；商務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的比重為16.7%和7.6%，分居第二、三位。此外，2004--2006年間，服務業跨國并購額累計為11575.1億美元，占同期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58.5%。其中，金融業是跨國并購最活躍的部門，占15.5%；居第二、第三位的分別是交通運輸業和商務服務業，比重為13.9%和13.0%。可見，以金融業為主導的現代服務體系是服務業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

從國際直接投資來看，服務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相互投資的主體，發展中國家承接發達國家的服務業轉移也在逐漸增加。中國的服務業開放時間并不長，但世界已經將服務業投資的目光轉向中國，并且其穩定的宏觀經濟形勢和良好的市場優勢已使其具備了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的基本條件。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上半年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達138億美元，同比增長58.2％，占實際吸收外資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30.6％上升至43.2％。

四川航空雜志：您覺得誰能夠從中受益，又應該怎么樣才能從中受益呢？

鄭雄偉：總體上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是會受益的，當然，不同的利益群體，對于全球產業轉移造成影響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四川航空雜志：那么您覺得這樣的轉移機會對中國來說是否重要，應該怎樣抓住？

鄭雄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抓住了全球第一次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現在中國要抓住全球第二次產業轉移的機遇，成為全球辦公中心、服務中心、研發中心。

我國吸引服務業國際轉移的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批相對廉價而質優的勞動力資源，其中不乏高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我國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服務業整體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與吸引外商投資形成相互依托；津、滬、穗等沿海發達城市憑借良好的開放環境、政策為其他省市起到帶動示范作用。但也應看到我國服務業的競爭力仍比較低，主要在以下幾方面存在問題，并且影響到我國承接服務國際轉移的規模和質量。首先，我國所吸引的服務業主要是飲食、通訊、物資供銷等傳統服務業，而涉及金融、會計、咨詢、法律等現代服務業的承接仍然比較少，信息產業、化學產業、資源開發等在內的眾多高科技產業所占比例也不高；其次，高端科技領域的服務業人力資源特別是復合型、國際型的高素質人才相對不足；再次，某些領域的服務業外資進入仍然比較困難，例如電力、通訊、鐵路等傳統壟斷行業。服務業國際轉移的日益活躍為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中國應當在認真分析自身條件利弊的基礎上改善服務業投資環境，為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四川航空雜志：其實說到抓住服務業的轉移機會，就不得不提到一個最近非常流行的詞匯——外包。您是外包問題的專家，也曾經出過多本論述外包方面的著作，請問您覺得外包將來的發展趨勢是什么，作為一個地區或者是企業應該怎么樣在外包浪潮中受惠。

鄭雄偉：目前，外包發展在技術層面上，包括計算機、網絡、通訊等方面的障礙已經克服。但外包業的進一步發展，取決于兩個主要方面：一個是全球經濟格局變動及發包國經濟發展狀況，另一個是接包國的服務及產品提供商的人才質量、服務產品質量、企業誠信度、企業管理水平。

在外包合作中，企業可能以三種角色出現，發包方、接包方、游離于兩者之間的企業。發包方的收益主要來自于節約生產成本、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接包方的收益主要是增加就業，增加商業機會，形成新的發展增長點，拓展新業務；游離于兩者之間的企業，則可以從產業結構調整中受益。無論企業還是地區要在外包發展中受惠，都要認清自己的角色和優勢，盡快和國際接軌。而對像中國這樣的接包國來說，承接服務外包，能夠促進白領就業，增加GDP，增加稅收，形成綠色環保產業。服務外包對服務業和生產制造業都會有很大的影響，服務外包在未來一定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川重建中的契機

汶川大地震給四川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對于四川的災后重建工作，鄭雄偉從產業結構等方面談了他的真知灼見。而對于四川的首府成都，鄭雄偉認為成都本身就是外包基地城市。作為首批服務外包基地城市之一，成都能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服務外包基地，還有幾方面的工作要做。

四川航空雜志：在5.12地震中，四川受到重創，而剛好在4月26日您親臨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考察，可以說對四川非常有感情。四川在地震中許多工業都受到了重創，您能否為四川今后的經濟，特別是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招商引資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鄭雄偉：地震發生以來一批批工業企業已經逐漸開始恢復生產。但在重建的工作中還應注意相關問題。首先，應繼續保持成都、德陽和綿陽核心工業區的地位，將重點工業安置在上述地區，有利于帶動周邊相關產業的發展。其次，鼓勵支柱產業發揮優勢。地震發生前，水電業曾是四川最具優勢的支柱產業之一，而汶川地震的發生不應改變四川在這一資源種類中所擁有的優勢。然而保持優勢并不是盲目擴張，盲目設立水電站，而應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審慎考察科學規劃，保持當地的生態平衡。再次，嘗試建立產業園區或產業聚集區，集中資源優勢，利用集群效應降低成本。同時，應在科學評估震后影響的基礎上，發展災后的急需產業。比如在大災之后，醫藥、飲食、建筑建材等是與人民生命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應適度發展此類行業，并著眼于該類行業的長遠發展，而并不是僅僅以應付目前的急迫需要為目標。

四川省的第三產業也受到了重創，而第三產業又是帶動GDP增長的關鍵，因此恢復重建第三產業也是今后產業調整的重要課題。對于農業的恢復要堅持長短期利益相結合。首先作為滿足人民糧食需求的產業，應盡快發展那些生長迅速成熟快而不失營養價值的品種，以滿足災民在震后對食品的需要。另一方面，以農民增收和生態平衡為長遠目標，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附加值。

四川航空雜志：成都是四川的首府，也是四川產業結構調整的“龍頭“。您能否具體地為成都這個城市做出一些建議？成都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外包基地，有有什么經驗可以學習？

鄭雄偉：成都本身就是外包基地城市。作為首批服務外包基地城市之一，成都能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服務外包基地，還有幾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要到位，在這方面大連、天津、班加羅爾就做得很好。另外，政府要做好宣傳，打好群眾基礎，讓市民更多地了解外包服務的優勢。第三，培養企業家隊伍，帶動他們整合外包資源，讓他們尋找外包客戶、組建外包企業、招募外包人才，進行外包企業運作；第四，強化外包人才的培訓。成都有很多大學，很好的人才基礎，要培養他們實現和外包產業對接，加強外包管理知識、外語等培訓；第五，建立外包國際平臺。通過外包國際平臺，實現外包接單、交易和信息溝通；第六，做一些大型的外包活動，加大外包宣傳力度，聚焦國際外包宣傳。

合作鑄就未來

鄭雄偉作為著名的國際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總裁協會的全球執行主席，對于企業和地方的合作自然有著獨到的經驗和見解。面對一些不同的城市定位，采取不同的合作導向，在合作當中產生不同的效果，雙方有針對性地進行資源整合，確定各種有效的合作戰略。

四川航空雜志：作為亞太總裁協會中國會長，對于亞太總裁協會在中國的活動，您有什么期許？

鄭雄偉：亞太總裁協會十分關注在中國的發展和變革，我們見證了中國在亞太及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在迅速提升的過程，在與中國合作過程中，我們與中國政府和企業共同分享了這一成果。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在中國的活動，建立世界各地的省市長和總裁間國際合作的有效橋梁，同時希望我們的活動能讓省市長和總裁在思想、戰略等方面得到啟發，讓參與者得到想得到的經濟合作資源。

四川航空雜志：亞太總裁協會致力于建立省市長與總裁間的長效穩定聯系機制，促進亞太地區總裁與地方行政高官交流與合作。作為多家政府和企業的顧問，您能否為我們舉實例談談，這樣的合作能夠為雙方帶來什么，又以怎么樣的方式來進行合作最為合適。

鄭雄偉：亞太總裁協會進入中國以來，一直致力于促進建立亞太地區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長效穩定的合作機制。我們在與企業總裁和政府高官的接觸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同地區的企業和政府有不同的發展需求。我們認為，促進企業與政府之間良好透明的信息溝通，有助于政府科學決策，引導企業走上合理快速發展道路；有助于幫助企業進一步整合資源，促進地區經濟發展。這方面的例子很多：

比如廣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起步較早的沿海城市，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城市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情況和許多內地城市有所不同。廣州的城市發展應該是以服務外包、總部經濟為突破口，在這方面我們積極配合廣州市政府做了一些工作。再比如天津，目前天津的服務外包有了一個很好的起點，但是工業發展是天津的主要基礎，生產外包還是天津的發展重點，如何將生產外包與服務外包結合起來，相互促進是一個新的重要的課題，我們在這方面做了積極探索。還有，浙江海寧市，是一個縣級市，地方很小，但是完全有能力成為全球皮革生產、銷售總部，我們的提議得到了海寧政府的積極響應。面對這樣一些不同的城市定位，我們采取了不同的合作導向，在合作當中產生不同的效果，雙方有針對性地進行資源整合，確定各種有效的合作戰略。